循道公会雷伯姆斯小传

 威廉·雷姆伯斯（William Tremberth，1867-1940，1889年來華），英國循道公會來華missionary，出生於聖奧斯特爾。他於1890年加入雲南傳道部。他的同伴約翰·卡特（John Carter）在他們到達昭通傳教點之前就去世了。事情的發展總是那麼令人沮喪，不到一年他就為塞繆爾·托馬斯·索恩 (Samuel Thomas Thorne) 主持了葬禮。1894年，他娶了一位傳教士同工艾米莉·貝利（Emily Bailey）為妻子。在他獻身於事工的過程中，進行了許多艱苦的旅行和不斷的傳道，但常常得不到回應。他於1906年回國，但在浙東寧波的一次緊急情況下，他於1922年回到中國服侍了四年。他於1940年1月23日於故鄉（聖奧斯特爾，Austell，在康沃爾郡）逝世。

雷伯姆斯和卡特似乎是經徒會差派前往中國西南昭通的第三批男性missionary，可惜卡特還未到昭通就因病離世。而雷伯姆斯，在經徒會即將迎來“大規模皈依”的時候結束了自己的“旅程”。在昭通服侍最長的，是邰慕廉（自1888年到1929年，算上休假時間，共計48年）

——編譯，英文參見：

A Dictionary of Methodism in Britain and Ireland（英國愛爾蘭衛理公會線上詞典）

张道惠牧师夫妇和双胞胎儿子

张道惠一家简介

   哈利·帕森斯（Harry Parsons，中文名張道惠1878-1952，1899年來華），循道公會來華傳教士，出生於巴恩斯特普爾（Barnstaple）。他於1901年抵達中國西南部的雲南，與塞繆爾·波拉德（Samuel Pollard）一起工作，並於1905年參加了第一次苗族洗禮。他的妻子安妮·帕森斯 （Annie Parsons，原名Edith Annie Kate Bryant，1875-1965） 和他都精通他們的（指阿卯，以下涉及苗族的，都只指代阿卯）語言，還有被稱為“苗族人的使徒”（the Apostle to the Miao）的王樹德牧師（英國循道公會把柏格理、張道惠及其夫人、王樹德四人稱為早期能熟料掌握苗語的四位傳教士。而後期精通熟料石門檻苗文、苗語的則是張道惠夫婦的雙胞胎兒子）。1908-1909年柏格理回國休假期間，張道惠夫婦成為石門檻的主要負責人。1910年後，柏格理回來，張道惠夫婦被安排去雲南東川的諾蘇（彝族的一支）中服侍，並留下了許多有關東川諾蘇的報導和圖片資料。1915年柏格理逝世於石門檻，張道惠夫婦又回到此地服侍。他為苗族人民服務，直到1926年因病而回國。他負責許多建築計劃和飢荒救濟項目，並通過引進改良的農產品品種和互助保險計劃，期望能為提高苗族生活水準做出自己的貢獻。他專注於領導力培訓，督導苗族福音書的出版，注重推動信徒自力更生的能力。自1928年到1940年，他退休之餘，依然在英國進行巡迴佈道、講演。張道惠於1952年7月8日在託基（Torquay）去世。

張道惠夫婦有一對雙胞胎兒子，於1916年9月17日出生於昭通，他們也曾在中國服侍。理查德·基思·帕森斯 （Richard Keith Parsons，中文名張紹喬，1916-2015）畢業於埃克塞特大學學院數學和化學專業（Mathematics and Chemistry at University College），並於1937-1940年在哈特利維多利亞學院和曼徹斯特大學（Hartley Victoria College and Manchester University）以及1940-1942年在國王米德學院（Kingsmead College）接受教育培訓。他於1942年復活節抵達中國。十二個月後，他被任命到雲南省的威寧（威寧屬貴州省，此處有誤。其實這種“錯誤”，反映出了一種“歷史真實”：威寧或者石門檻最先被人稱道和熟知，是以歸屬於雲南省而被人知道。比如，1928年華西協合大學編寫的《私立華西協合大學一覽》中，把正就讀於醫科專業，尚為四年級的吳性純的通信地址寫為“昭通石門檻”，顯然這是填寫檔案時吳寫上的），負責教會和中學的工作，並監督一項重要的建築計劃。在這裡，可以重溫對苗族、他們的語言和文化的早期記憶。共產黨的接管使他在休假後無法返回中國，他曾在布裏斯托爾和伯明翰任職，直到1953年被派往塞拉里昂（Sierra Leone，又稱獅子山共和國，位於非洲）擔任基督教聯合委員會的教育秘書。自1958年到 1980年退休之餘，他一直在英國巡迴講演。

他的兄弟菲利普·肯尼斯·帕森斯（Philip Kenneth Parsons, 中文名張繼喬，1916-2005，1940年來華)，生於1916年9月17日，在迪茲伯裏學院（Didsbury College）接受傳道培訓，然後駐紮在中國漢口。1941年英對日宣戰意味著他將立即被日本人軟禁，後來被關押在上海的普東戰俘營（Pootung POW camp），在那裡他成為了營地的牙醫，並在營地學校任教。1945年和平遣返，1946年休假結束後，他回到循道公會西南教區的苗族信徒中服侍。身為苗疆的牧師，要在荒山野嶺上騎馬旅行數月。他還監督了石門檻（Stone Gateway）的建築項目。1950年傳教士被共產黨政府驅逐出中國。張繼喬回到英國後，他在比德福德（Bideford）巡迴佈道團中任職，直到1953年被任命為肯尼亞海岸和塔納河巡迴傳道團的負責人，在那裡他負責建設學校和教堂（包括蒙巴薩的“衛斯理”）以及在肯尼亞衛理公會教會的快速發展進程中進行培訓工人和講道的事工服侍。自1965年到1980年退休之餘，他在英國繼續巡迴演出。張繼喬於2005年10月1日離世。

——编译

英國愛爾蘭衛理公會線上詞典：A Dictionary of Methodism in Britain and Ireland.

昭通福滇醫院創始人林樹德牧師簡介

路易斯·萨温（Lewis Savin,1864-1918.1887年来华，中文名林树德）英循道公會在華傳教士，1864年8月18日出生於法弗舍姆（Faversham）。他在英格蘭從事教學和佈道巡迴工作後，應傳教委員會的要求接受醫學培訓，並於1896年加入循道公會雲南傳教部，擔任牧師和醫生。1898年，他與一位同工凱特·豪（Kate Howe）結婚。 他不喜張揚，但在该担负的所有工作中都表现的一絲不苟。1900年義和團風波後，他在昭通建立了一所教會的醫院（即福滇醫院），他優秀的醫術和富有關懷的心為他贏得了普遍的尊重和信任。他於1918年1月30日去世。

——譯文，英文可見於英國愛爾蘭衛理公會在線詞典

长眠于昭通的林树德医生——不仅仅是医生，也是一位牧师。他建立了福滇医院，经徒会培养出的第一位医学博士王开基，就曾随他学习相关医学知识。林树德在1915年曾为柏格理治疗伤寒时不幸感染，虽好转，却伤了身体。柏离世三年后，他也因为救治病人的缘故而逝世于昭通。二零一九年的《昭通人物志》上也有关于他的介绍。

聖經基督徒傳教團

 圣經基督徒传教团

C.Stedeford秘書

聖經基督徒中國傳教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華帝國的偉大使徒戴德生牧師的影響。他應邀出席了 1884 年的會議，並就中國的需要和要求發表了講話。他的話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年輕的牧師（T. G. Vanstone牧師）很感動，願意為這項事工獻身。很明顯，上帝的旨意正在為中國開闢道路。這一堅定的信念在這一年中加深，並在下一次的會議中得到充分證實。會議將永遠令人難忘，因為它在大會成立時產生了強大的影響力。大會決定在中國開設一個傳教站，兩位年輕的牧師（T.G.Vanstone 牧師和 S.T.Thorne 牧師）成為了第一批傳教士。幾分鐘後，總共捐出了700 英鎊的奉獻款，大家都認識到神聖恩惠的印記落在了這項偉大的事工上了。

當時，中國西南部的雲南省是中國所有省份中最不為人知、最貧乏的省份之一，因此決定傳教站建立在雲南府，直到 1886 年 7 月 9 日，他們才到達這個目的地。這兩位弟兄在黑暗中以奇妙的奉獻精神和英勇的精神辛勤耕耘，憑藉福音真理的一線曙光，還沒能使得這一切有所緩解。

1887年，他們在該地區的事工得到了聖經基督徒傳教團的支持。这个距離上海近2,000 英里的地方很難到達，因為在河流旅程中必須經過危險的急流。萬斯通和索恩先生於1885年11月4日開始旅航，但他們沒有兩位年輕人——塞繆爾·波拉德和弗蘭克·約翰·戴蒙德（兩位最受尊敬的傳道人的兒子）的到來那樣，他們的天賦和奉獻，以及長期忠誠的服務，注定要在傳教的功效中發揮最重要的作用。他們抵達後，在該省西北部（昭通位於滇省的東北部）一個繁忙而繁榮的城市——昭通，開設了另一個站點，該城現已成為傳教活動的主要中心。

這項工作完全包括在街頭和鬧市裡講道、在教堂舉行禮拜、在會客大廳會見詢問者。他們經常進行長時間的佈道旅行，以這種方式走訪了數百個村莊，並通過書面單章以及口語傳播了福音。在其中一次旅行中，一位先驅者（索恩先生）發燒了，他以最快的速度趕回家，但他的體質因艱苦的勞作和許多的缺乏而不堪重負，無法在與疾病的鬥爭中存活下來。在世最後幾天，他是在懇切地勸勉身邊的中國人信靠耶蘇的信念中度過的。他最後的禱告是:“主啊，塗抹我們的嘴唇，讓我們能輕鬆地傳講你的話語，講述你的美善。”他於1891年9月23 日離世，他的先驅同事（萬斯通牧師）也沒能在他離世後留下很長時間。1892 年，由於健康狀況不佳，他不得不返回英國。休息了一段時間後，他渴望回來，並且願意冒任何的風險，但是醫學診斷報告成了"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否決了他那渴望的心。隨後他在一個家鄉的巡迴活動中服侍了四年之後，於1898 年被召喚去天國獲得他的獎勵。

與此同時，另一條生命為中國擺上——J.卡特牧師（Rev.J.Carter）的生命，1890年他與特倫伯斯牧師（Rev.W.Tremberth）一起離開了這片海岸。在 Ganking（應該是安慶） 的語言培訓學校時，卡特先生患上了致命的疾病。在他去世前幾天寫的最後一封信中，他說：“如果我有一千條生命可以獻出，我願意將它們全部獻給如此崇高的事工。”

工人的流失迫使傳教士於1892 年從雲南府撤退，並專注於昭通和東川。

但上帝正在準備增援。1892年新西蘭的經徒會（The Bible Christian Mission）派出了坎農（Cannon）小姐；1893年南澳大利亞的經徒會派出了派珀（E.J.Piper）牧師；同年貝麗（Bailey）小姐和鄧恩（Dunn）小姐從英國啟航。1895年，接受了五年醫學培訓的博士薩溫牧師（Rev.Dr.L.Savin）準備進入該地域。同年，海克斯牧師（Rev.C.E.Hicks）被派出。次年，格里斯特牧師（Rev.W.A. Grist）和豪蔚（Howe）小姐進一步增加了人手，比斯（Bish）小姐於1897年離開維多利亞前往雲南。

隨著這些工人的增加，該省的首府雲南府再次得以開闢，並且在先驅傳教士的遺孀索恩夫人的協助下，該地域被委託給派珀夫婦。1898年，薩溫博士和其夫人繼承這個城市的事工。

這三個站的事工都得到了良好的維持，許多人都熱切地傾聽真理；但相比之下，只有少數人願意通過洗禮來宣誓他們的信仰。女傳教士以她們的善良、溫柔和憐憫，對周圍的許多婦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並在zhu日學的孩子們中間開展了一項善工。教育事工是通過一所專門為詢問者的孩子而設的走讀學校開始的。

這項事工被1900年義和團起義嚴重打斷。駐紮在雲南府的薩溫博士、薩溫夫人和戴蒙德夫婦（Mr. and Mrs.Dymond）是最大的受害者，不過幸運的是，他們都逃過了一劫。暴亂發生在1900年6月10日，傳教士佔據的兩間房屋被暴徒摧毀，裡面的東西被洗劫一空。傳教士和他們的孩子被帶到衙門裡，得以在暴徒的面前獲得庇護，直到認為可以安全將他們轉移到中國內地會。他們留在這裡，無家可歸，一無所有，直到7月18日。官方護送他們到海岸，四個星期後他們抵達香港。同樣，在昭通，騷亂也非常具有威脅性，以至於波拉德夫婦（Mr. and Mrs. Pollard）和該站的其他傳教士不得不退到海岸。但是在東川的W.H.格里斯特夫婦和C.E.海克斯先生決定不離開他們的站點。由於周圍常有暴徒，好幾個晝夜他們在可怕的焦慮中度過；可喜的是他們倖免於難，危機過去了。假期臨到的傳教士繼續前往英國休假，其他人在上海休息了一段時間後，各自回到了各自的站點。

首府（指雲南府）的工作在第二次中斷後仍未恢復，餘下的兩個工作中心是昭通和東川。在這些地方，二十年的辛勤勞動正在結出碩果。傳教士受到很好的尊重，並獲得當局的信任。（ 待續 ）

——Missionary Echo, 1907年,頁3-6.Ya Jin譯稿,首載於譯者微信公眾號

王開基：經徒會培養出來的首位醫學博士

 我們的第一位華西本土博士

Our first Native Doctorin West China.

Rev. F. J. DYMOND.

剛剛，我們非常欣喜地歡迎了王醫生，他是从昭通毕业的第一位在成都华西協合大學攻讀醫學學位的學生。我附上他的照片。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在《回声》中看到他的樣貌。

我將摘錄一封信，和華西教會新聞的内容。

加拿大衛理公會的牧師 J.L.Stewart， 寫道：“請允許我祝賀您和您對年輕的王博士的使命。他是一位出色的基督徒小伙子。希望他能安全地到達您那里長期服務。”

“基督徒醫生”的代表人物是剛從醫學專業畢業的王開基博士，給他的學科帶來了極大的熱情，這無疑是具有感染力的。許多學生聽到這個地址後，都想成為醫生。

王開基博士就健康問題進行了四場精彩的演講。他在 Rev.C.E.Hicks (海克斯，中文名何永學)的指導下學習多年，他的成功是我們大家最欣慰的。

——譯文來自Missionary Echo,1922,16.

​

王開基(1886-1987)，字肇勛，生於恩安縣（今昭通昭陽區），自幼就讀於私塾，後入昭通宣道中學讀書。中學畢業後，前往成都考取華西協合大學，獲入醫科。一九二一年王開基從醫科畢業，取得醫學博士學位(當時的華西協合大學醫科學制為六年)。畢業後王開基回到昭通從事醫療事業。1949年後，王開基也繼續當著自己的醫生，在那個不確定的年代，他和他的家人都各自遭遇了許多不美好的回憶。除了作為一個醫生，平時正常的看病醫病外，曾在昭通省立中學擔任生理衛生課老師，直至1952年才辭去教職。王開基的姐姐王佳珍是李司提反的妻子，王佳珍1974年離世。1987年12月20日，王開基于昭通離世，享年一百零一歲。

——首載於筆者微信公眾號​

來華傳教士邰慕廉及其家族

 戴蒙德家族

約翰·戴蒙德（John Dymond，1835-1910），公元1835年5月12日出生於德文郡的比福德（Beaford, Devon），最初受任於當地成為一名傳jiao士。他是1879年循道宗會議（也可稱衛理公會會議）的主席，並在1881年普世衛理公會會議（Ecumenical Methodist Conference）上發表了關於“為事工培訓年輕人”的演講。他主張在人口稠密的北部城鎮開設傳jiao站，並被尊稱為聯會（Connexion）的聖徒之一，他的臉上“閃耀著神聖之光的光芒”。約翰·戴蒙德於1910年4月2日在布里斯托爾（Bristol）去世。

約翰的三個兒子

他的兒子喬治·皮爾斯·戴蒙德 (George Pearse Dymond) (1864-1939) ，於1864年5月13日出生在巴恩斯特普爾（Barnstaple），是英國循道宗的一個信徒和教育家。在1887年到1937年間，他擔任普利茅斯“Hoe Grammar School”的校長，該校有50至400名男孩（包括Isaac Foot；註：一位當地有名的傳教士）。他的教育理想和教育實踐使這所學校成為普利茅斯的標桿。他兩次訪問美國，執行教育任務，包括1906至1907年的莫利教師委員會。他是個太平紳士（簡稱JP，註：一种由zheng府委任民间人士担任维持社区安宁、防止非法刑罚及处理一些较简单的法律程序的职衔，多半存在于适用普通法系的国家或地区），自1917年起擔任自由dang議員，1931年擔任普利茅斯市長。1910至1932年間，他是聖道公會會議（UM）代表之一，1913年擔任聖道公會會議秘書，作為Vice-President 的代表，擔任副主席,1934年為循理公會會議主席。他為托馬斯·拉德爾（Thomas Ruddle）——一位教育家，撰寫了一本關於他一生事跡的書。喬治於1939年9月25日在普利茅斯去世，他的小兒子弗朗西斯·戴蒙德（“弗蘭克”）繼任校長。

約翰·戴蒙德的另一個兒子弗朗西斯·約翰·戴蒙德（Francis John Dymond，1866-1932；1886年來華，中文名邰慕廉）出生在託奇（Torquay），作為塞繆爾·波拉德（Samuel Pollard）的同事，在中國雲南傳道部奉獻了他全部的服侍生涯。當當地的少數民族的fu音複興對傳教團的團結造成嚴重壓力時，他穩定、平衡的領導至關重要。他娶了一位來自新西蘭的同事，名叫莫德·坎農（Maud Cannon）的女子，他們的兒子和三個女兒也成為了前往中國傳jiao的傳教士：弗蘭克.S.戴蒙德（Frank S. Dymond，1896-1929；1925來華），1925年至1928年主要在溫州偕我會jiao會醫院里服侍，1928年至1929年來到昭通服侍。在他的服侍期限內，主要是做一個“醫療傳jiao士”；康斯坦斯·穆里爾·戴蒙德 (Constance Muriel Dymond) (1900-1991) ，於1925年至1948年在雲南婦女事工中服侍，並於1928年與一位傳jiao士肯尼斯.W.韋（Kenneth W.May，1902-1963;1923來華) 結婚；Dorothy E. Dymond (1906-1993) 是1936年至1950年在循道公會湖南教區服侍的一名護士。1928年，羅西.D.戴蒙德（Roxie D. Dymond）去了雲南，與中國內地會傳jiao士富能仁（J.O. Fraser）于1929年結婚。

約翰·戴蒙德的第三個兒子艾伯特·愛德華·戴蒙德（Albert Edward Dymond，1882-1967；1904開始服侍）在家嚮巡迴宣道二十年後，於1924年至1925年和1930年至1946年在塞拉利昂（Sierra Leone，又譯獅子山共和國，位于西非大西洋岸，北部及东部被几内亚包围、东南与利比里亚接壤，首都弗里敦）服侍。

——譯文，英文資料見於“英國愛爾蘭衛理公會在線詞典”

來華雲南昭通醫療傳教士格蘭丁小傳

莉蓮·瑪麗·格蘭丁（Lilian Mary Grandin，又稱Lilian Mary Dingle，1876-1924），中國西南地區的經徒會醫療傳教士，她是弗蘭克·格蘭丁的女兒。弗蘭克·格蘭丁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也是澤西島中一位有威望的的經徒會信徒。1907年，他成為被選去參加在倫敦的衛斯理教堂中舉行的聯合大會的平信徒代表之一。1907年，循道宗三個教派聯合成為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來華傳教士們以“聖道公會”這一中文名稱之。他六個女兒中有兩個前往中國服侍，莉蓮就是其中一個。

莉蓮很小的時候就對前往中國傳fu音很感興趣。她心裏感到有股力量呼召她到那裡去服務。她在澤西女子學院接受教育，在愛丁堡獲得了皇家內外科醫學院執照（LRCP，醫藥衛生），成為紅十字會協會（LRCS）的一員，然後在都柏林學習助產，在倫敦學習眼病的治療和熱帶醫學。1905年，在埃克塞特舉行的大英衛斯理宗會議接受了她去中國服侍的申請，並於1906年1月 11日與其他傳教士一起從南安普敦啟航。他們從上海乘船沿著長江前往雲南省的昭通，在那裡她成為薩溫醫生（林樹德）的夥伴，一起在醫療上服侍眾人。後來，她在苗族中與塞繆爾·波拉德（柏格理）一起工作，並在他被當地的人毆打時幫助看顧了他。

她和在中國西部認識的旅行作家埃德溫·約翰·丁格爾（Edwin John Dingle，1886-1972）有過短暫的婚姻。結婚後，她的名字曾以已婚的標識出現在1907年的聯合教會會議的記錄中。不過她的丈夫是一個古怪的人物，她的婚姻似乎失敗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她回到了澤西島，但於1920年返回中國，先後在上海、漢口和溫州服侍，最終返回昭通，並於1924年12月5日因斑疹傷寒逝世與此。1976年，澤西郵局發行了一套紀念郵票以紀念她。

與格蘭丁曾有過婚姻的埃德溫，是個旅行家，長期在西南地區旅行。他也是一個地理學家，曾出版了相關中國的地理圖集。他對西藏情有獨鐘，似乎是佛教裡的一個門徒。有關他的故事，其實可以從網上得到，此處不贅述更多。

——關於格蘭丁英文資料，參見英國愛爾蘭衛理公會在線詞典。

來源於網絡

來源: Missionary Echo

经徒会的两位Missionary:格理斯特与海克斯简介

 格裏斯特（William Alexander Grist）

英國來華missinary，出生於愛荷華州萊德（Ryde, IOW）。在中國西南服務的1896-1902年之前，他就已在牛津學過中文。義和團運動期間，他和妻子以及同工海克斯（C.E.Hicks）冒著極大的危險留在東川，並未撤走。他是西方關於塞繆爾·波拉德 (Samuel Pollard) 傳記的幾個文本中寫的最好的那一本的作者，也是首個為柏格理寫傳的人。他於1925年擔任聖道公會會議主席，於 1928年成為海外傳教使團秘書，1930英循道宗的幾個教派（主要就是來華的聖道公會以及循道會的聯合）經過不斷商議，最終準備聯合成立循道公會（The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這年，格裏斯特被任命為 循道公會傳教士協會之中國部的秘書，他一直擔任該職位直到1936年。1942年12月30日，格裏斯特逝世于英國。

海克斯（Charles Edwin Hicks）

1871年4月13日出生於樸茨茅斯（Portsmouth），英國來華missionary。他於1895年前往雲南，在義和團運動最激烈時期，與威廉·格裏斯特（William A. Grist）一起冒著相當大的風險，在義和團運動所帶來的麻煩中選擇留在東川。他作為一名優秀的教師，為發展昭通的學校和培訓機構做出了很多貢獻。他還在諾蘇（彝族）人中工作，其自身的強烈個性促使他對他們富有吸引力。1901年，他與來自澳大利亞維多利亞（Victoria, Australia）的missionary瑪麗亞·布希（Maria Bush）結婚。他於1932年1月12日在莫頓漢普斯特德去世。

他們的女兒艾琳（Irene）也成為了在雲南服侍的一個傳教士。

来华传教士甘铎理(1915-1992)简介

甘鐸理（理查德·埃利奧特·肯德爾,Richard Elliott Kendall，1915-1992; 1939年來華），中非傳教士，1915年12月19日出生於曼徹斯特（Manchester）。

甘铎理在漢茲沃思學院（Handsworth College，在1868年英國循道會會議上，決定用感恩節基金會款項在中部地區的伯明翰建立的一所神學院。該神學院1881年正式開設。二戰時期曾經遭受波折，1967年學校校址遷到漢茲沃斯，1970年關閉）接受培訓後，於1939年來華，開始在中國西南地區的苗族人（主要在循道公會西南教區昆明分教區工作，昆明分教區也有苗族(阿卯)教會，而甘鐸理常駐昆明。抗戰時期，曾作為來昆美軍的隨行牧師)中傳道，經歷了中日戰爭期間日本對昆明的轟炸。

他最終於1951年被共產黨政權驅逐出境，而且仅在他的同事弗農·斯通斯（Vernon Stones）獲釋之後，他和他一樣被指控犯有間諜罪。

自1957年到1967年，他在post-Mau Mau時期的肯尼亞任職，是肯尼亞地區的最後一任主席，並在準備自治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回到英國後，他在1967年至1976年期間擔任英國傳教協會會議非洲和加勒比地區的秘書，然後擔任英國教會協會社區和種族關係部主任。

他倡導在世界教會理事會存有爭議的反種族主義計劃，並在退休後為南非廢除種族隔離而工作。他試圖說服英國教會認真對待道德投資，並且是道德投資（ethical investment）研究和信息服務（Information Service）的創始人。

他寫了幾本關於中國、非洲和種族關係的書，他的《一個時代的終結》（End of an Era,1978 年）是一部關於非洲宣教的預言作品。甘鐸理於1992年11月15日在威特尼（Witney）去世。

石门坎“苗族信教史碑”碑文（汉文版，三种）

苗族信教史碑 

苗族的情况刻在石板上。

苗族的老习惯丧失了，如像其它民族没有进化以前一样，没有地方，受彝族统治，想彝族缴纳很多租谷，子孙后代又非常害怕汉人。

苗族蒙昧无知，又非常贫困，又有不好的风俗习惯，敬鬼精酗酒等恶习。别的民族又歧视，笑语我们无知。我们自己又不知道害羞和前进。幸亏上帝使他的传道人员到我们的地方，指明我们要走得道路。我们苗族实实际际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民族，祖先们长期住在中国地方。祖先们有歌唱到：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以后变成了荒野的人住在高山森林中，国家和政府没有哪一个管理。

到了一九〇三年，听说安顺有传教士在那里传教，有些苗族就跑到那里去。传教士说：你们来这里很远，到昭通去找伯格理。伯格理非常高兴。他说：你们两个回去，传信到苗族村寨。苗族各村寨听到信息之后，互相邀约成帮到了昭通。人多礼拜堂容不下，伯格理带了汉族老师李斯提反、苗族老人王道元、杨雅各来到苗族地方，寻找修礼拜堂的地点。最后找到了石门坎。修了教堂，办了学校，从此，我们苗族开始读书。

但是我们苗族四千年来没有见过文字，学汉文非常困难，幸得伯格理同李斯提反和苗族老人张约汉，创造了苗文给我们学。从此，我们苗族有了文字。

学校里的学生一天比一天多，房子容不下。伯格理看到我们苗族艰难困苦，没有钱修建大学校。一九〇八年，伯格理返回英国，在英国各教会讲述苗族的困苦生活，劝英国各教会出钱帮助苗族修建大学校。后来有个老人名叫阿斯多，他有慈爱的心，捐了两千银子修建学校。（以下有残缺）

为此，我们在这里歌颂几句：

荆棘的天地谁可怜我们；砍掉荆棘，丢得老远。感谢上帝，拯救他的人民，使传教士伯格理来到我们地方传教。我们有书读，我们还有好名声，精神愉快，心灵纯洁，战胜了黑暗，从此我们要经常唱，心里永远记着。

全体苗族信徒暨石门坎全体学生

一九一六年八月十日

——译文来源于东人达《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一书的附录。

石门坎苗族信教史碑(译文)

 

苗族信教史刻于此碑。苗族信教以前，没有开化， 愚昧无知，没有土地耕种，向彝族地主佃地耕种，年年向彝族地主纳重额租子。害怕其他民族辱凌，生活、穿着十分困苦，胆小怕事。有陋习，男女青年“宿夜室”、“踩月”。打老牛祭祖，祭山，祭树神；生活浪漫，酗酒成性。别族歧视，嘲笑，自己还不知道。幸有上帝差遣柏格理牧师到苗族地区传耶稣基督福音，指教我们走出一条生路。苗族自古以来生于中国，是中国人。祖辈有古诗详细记述。由于没文化不识字，变成落后，到处流浪，生存无着，谁也不问津。1903年，听说安顺有党居仁牧师传基督福音，苗族人亲自去安顺领教求道。党牧师说来此信教路程遥远，你们应到昭通找柏格理牧师。当找上柏格理牧师，他高兴说，回去向四方苗族同胞宣传后，从此苗族去昭通信教的人日益增多，人山人海，礼拜堂容不下。柏格理只得到苗族地区向彝族地主交涉索要兴建教堂地基，以满足信教者需要。地基选中石门坎。建堂办校。开始学文化，读汉语文相当费力，因为苗族没有文化已四千余年，读汉语文字比什么都困难。幸有柏格理、李五（李司提反）、杨雅国等创造苗文，有苗文读汉字减轻困难。从此苗族算有了自己的文字。信教人越来越多，石门坎教堂容不下，又向四面八方苗族地区发展教堂。读书的人一年比一年多，没有大的学校，苗族没力建校，柏格理见此情此景，于1908年回英国向各方年宣传苗族极端贫困，要求各方面捐资兴办一所较大的学校。后来，有一位名阿司多的老人听了很受感动，乐意捐助金镑两千元。为此，苗族赞曰:黑暗时代谁可怜我们，困难环境谁同情我们。感谢上帝遣使柏格理牧师宣传基督福音。我们有书读，当赞美解囊资助老人家。战胜黑暗，重见光明。特立此碑以示纪念。

 

全体苗族信徒暨石门坎全体学生

1916年8月10日

——来源于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一书附录

苗族信教史碑文（苗文译汉文）

苗族信教史刻于此碑。苗族信教以前，没有开化愚昧无知，没有土地耕种，向彝族地主统治者佃地耕种。年年向彝族地主搗重额租子。害怕其他民族辱凌。生活、穿着十分困苦。胆小怕事。有陋习，有男女青年“宿夜室”、“踩月”，打老牛祭祖，祭山祭树神；生活浪漫，酗酒成性。别族歧视，嘲笑，自己还不知道。幸有上帝差遣柏格理牧师到苗族地区传耶稣福音，指教我们走出一条生路。苗族自古生于中国，是中国人。祖辈有古诗详细记述。由于没有文化不识字变成落后，到处流浪生存无着，谁也不问津。1903年，听说安顺有党居仁传基督福音，苗族人亲自去安顺领教求道。党牧师说来此信教路程遥远，你们应到昭通找柏格理牧师，当找上柏格理牧师，他高兴说，回去向四方苗族同胞说，可以到昭通来信教，他们回来向苗族村寨宣传后，从此去昭通信教的人，日益增多，人山人海，礼拜堂容不下。柏格理只得带领汉族教师李司提反和苗族传道王道元、杨雅各到苗族地区向彝族地主交涉索要兴建教堂地基，以满足信教者需要。地基选中石门坎。建堂办校，开始学文化，读汉语文相当费力，因为苗族没有文化已四千余年。读汉语文书比什么都困难，幸有柏格理、李五先生（李司提反）、杨雅各等创制苗文，有苗文读汉字减轻负担。从此苗族算有了自己的文字。信教的人越来越多，石门坎教堂容不下，又向四面八方苗族地区发展教堂。读书的人一年比一年多。没有大的学校，苗族没力建校，柏格理见此情此景，于1908年回英国，向各方面年宣传苗族极端贫困，要求各方面捐资兴办一所较大的学校。后来，有一位阿司多老人听了很受感动，乐意捐助金镑两千元。为此，苗族赞曰:黑暗时代谁可怜我们，困难环境谁同情我们。感谢上帝遣使柏格理牧师宣传基督福音。我们有书读，当赞美解囊资助老人家。战胜黑暗，重见光明。特立此碑以示纪念。

 

全体苗族信徒暨石门坎全体学生

一九一六年八月十日

——来源于《威宁苗族百年实录》P94-95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6-11-01